丽江市

如果不信任案被否决，这些签署人在同一会期中不得再提出不信任案。

但现在早已不是那样的时代[6]。﹙三﹚完善修宪程序 为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当今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了严格的修宪程序，即对修宪案的提出通过设定了较之一般的立法和修改法律更高的标准。

三是在条件成熟时在全国人大设立地位高、权力大、影响大且具有违宪裁判功能的宪法监督委员会﹙例如部分委员可由前任的总理级高官、权威的法学专家和法律专家、资深的人大常委和人民代表担任﹚，更有效地行使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施宪的职权，这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但不相冲突，且能助推其发展。其实这样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改革开放进程中变动着的各种社会关系需要法律规范的调整，而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全方位、多层次、基础性的特点，包括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国家与组织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内部的关系。犹如球类比赛，比赛规则是同一的，上场球员一样多，但球队管理可以不同，激励机制可以不同，关键是要能够充分发挥全体球员的专长能力，获得优异的比赛成绩。2. 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改革开放的航船修正了前进方向之后，于1993年修宪通过的9 条修正案，在经济改革、政治发展、法制革新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调整作用。

这次修宪还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写进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以表明中国坚决走现代市场经济道路、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坚强决心。这些老板们学习提高后自己受益，而且都是千万、亿万富翁，那样有钱，为什么还要把纳税人的钱大把地投到他们身上，而不把这些钱投放到贫困者、残疾人、下岗职工等亟待扶持群体的身上？这不是政府向富人谄媚、讨好的典型吗？为什么政府喜好锦上添花却不愿雪中送炭呢？ 恰好那时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我被邀请参加，我就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发言说：对于民企老总上清华这件事情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应当从浙江当地的实际需要具体地看，我赞同浙江的做法。当然，并不是出现了宪法规范不完全适应社会现实的情况，都需要通过修宪来解决，还可有别的办法加以解决。

例如，就时间限制而言，就分为消极限制和积极限制：前者是规定在多长时间内和什么情况下不得修宪，后者是规定在多长时间内和什么情况下必须修宪。我国的宪法及其政治实践，应当开放发展、渐进发展、稳健发展。其实这种语句也具有实实在在的引导、调整和规范作用。在当今实行两院制的国家，也有不少学者和政治家倾向于选择一院制。

这可说是有效地实施宪法、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的社会思想基础，缺少这个基础的宪法将不成其为根本法，而这个基础目前在我国亟待加强夯实。例如，关于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关于人代会、人民政协、民族自治机关的高效组织和依法运行，特别是宪法第2 条第3 款专门规定了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被简称为人民依法管理两事务、两事业﹚，等等。

即便有此共识和行动了，也不好说哪个因素就绝对关键，能够一蹴而成。中国第一部宪法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于1954年通过的，之后的宪法修改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全面修改方式，另一类是部分修改方式[7]。这对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化进程会产生强有力的深刻长远的影响。越秀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裁决理由是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强制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做得很巧妙。

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的某些高学历法官们行使审判权，将鼓励市民拍摄违章照片的行政方式革新探索行为否定后，广州市公安机关顶不住各方面压力，最终只好将这个活动暂停实施。这次修宪还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写进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以表明中国坚决走现代市场经济道路、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坚强决心。我的上述意见引起了大家关注和讨论。尤其是从宪法上明确宣布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根本性、革命性的法治举措，促使我国的经济基础走上了充满内在活力的民主经济道路，表达了崇尚经济民主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加之个别职业拍违族的不规范行为被曝光[2]，于是有一位受到处罚的广州市民赖先生认为，公安机关把国家赋予的行政处罚权交给普通市民行使，是没有依法行政的表现，职业拍违族拍下的违章照片不能使用，对以此作为证据线索而作出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不服，就此提起了行政诉讼。显然，当地劳动人事、财政部门不可能把广州市公安交通管理警察队伍增加一万人、两万人或者三万人，好在当时广州市的劳动人事部门批给广州市公安局一些协管员聘用计划，但他们没有那么多经费，只聘了大约2000 名协管员来协助执法。

他讲话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传统上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生存竞争只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政府不用管。

要发挥根本法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当然不能仅仅依靠宪法文本，因为这是社会系统工程。其实，西方国家的学者也对本国的宪法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具有不同看法，也在反思并推动其调整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一把手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这或许就是我国得以保持长期的快速经济成长、社会有机体得以顽强支撑尚未崩溃的一个关键奥秘。这可说是有效地实施宪法、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的社会思想基础，缺少这个基础的宪法将不成其为根本法，而这个基础目前在我国亟待加强夯实。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因此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同时要避免随意、轻易和频繁地修改宪法，以保持宪法必要的稳定性﹙因文革的影响而于1975年和1978年进行的两次修宪就是非常特殊和重大的教训﹚。为此，首先需要对我国宪法的角色和作用有正确认识和充分尊重（如能信仰更好﹚，才有助于推动宪法实施，走向依宪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国家不仅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要鼓励、支持它的发展。此后，有了文革期间出台的1975 年宪法，这是一部有严重思想偏差的宪法，它提出一些极左的思想观念，抛弃了原本很好的一些宪法制度。

多年来笔者在教学研究过程中，在对基层法制实务的考察过程中，在与媒体朋友互动中，在同国外学者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诸多宪法难题，深感有必要作出坦诚认真、具有说服力的简明回答。但是，宪法的权威不能仅靠宪法条文﹙外在规范﹚来树立和支撑，其更深厚的支持力量是宪法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和内在约束力﹙内在规范﹚，全体公民养成了知宪、崇宪、行宪、守宪、护宪的自觉意识，简言之就是全社会普遍树立了正确和牢固的宪法观念，形成了新型的宪法文化。

面临世纪之交，人们系统地总结改革和发展的新经, 验，并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客观要求，审时度势地作出, 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调整，包括将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将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视为一种补充，将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责任制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定为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方针，将反革命的活动这一提法从宪法里摒弃掉，另行规定与国际接轨的法制概念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从而为我国刑法取消反革命罪提供了宪法支撑，等等[9]。当然这还不够，还需要不断完善，特别是更为给力地予以贯彻落实。第一个典型事例：广州市公安机关号召和鼓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照片来参与、协助交通安全管理，透过推行参与行政、合作行政的新机制，帮助公民实现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宪法权利，这项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举措取得了积极的改革成效，却因共识不足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当了被告，遭受本可避免的挫折。例如2004年修宪时，我国宪法增加了人权条款，有人认为这没有实际意义，仅仅具有宣示和装饰作用。

那时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小企业特别多，它们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较低，这时候政府就出手，不等到企业全都倒闭了才出手。遗憾的是，出现这个潮流之后，很多人却不知晓、不理解，公众参与行政管理过程、成为行政助手的法治发展意义，还没有被普遍、深刻地认识到。

在宪法中明确写进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当然有助于推动我国法律制度和其他管理制度的民主化进程，对于各种正式制度的人性化运行都会发挥强有力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为什么？有人说，政府怎能做这样的事呢？政府工作主要是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至于这些老板，他们自己投资办企业赚钱，政府怎么还要费心组织他们培训，增强他们的竞争力呢？是要让民企变得更强大，与国企竞争，打败国企吗？这是其一，认为组织民营企业家培训不是政府的职能、职责。

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必须全面准确地认识宪法、全力不懈地推进宪法实施，这是中国特色宪法政治的核心和精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记得当时就有旁听的学生提问：现在强调依法行政，那么浙江的做法有无法律依据？我当即就作了如下简要回答。

其中还要强调三点：一是现行法律法规等法律文件中，凡是与现行宪法和修正案不相符合的内容，必须认真清理切实改正，新出台的法律文件也都需要与此相符合，遵守和秉持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例如2012年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就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我国宪法具有开放性的品格，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例如，许多国家规定了全民复决和公决程序，而且一般都在公民表决前有一定的修宪草案公告期来广泛听取和发表意见﹙如爱尔兰、丹麦、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瑞士、智利﹚。故将自己的长久思考片断以笔记形式补充表述于此，提供大家参考批判。

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的某些高学历法官们行使审判权，将鼓励市民拍摄违章照片的行政方式革新探索行为否定后，广州市公安机关顶不住各方面压力，最终只好将这个活动暂停实施。[2] 职业拍违族与广州市公安机关签订了《拍摄交通违章承诺书》，承诺遵守法律规定，确保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他们于2003年7 月面向社会发布了《关于奖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的通告》，这是一个抽象型的行政指导行为，推出拍摄交通违章有奖活动，鼓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照片提供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以此作为线索，经核实并与其他证据印证后去处罚违章的机动车驾驶员，经查证属实的照片提供者可以获得20元钱的奖励，实际上这是一个行政奖励行为。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10] 记得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系统地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政经配套改革的必要性在党内外逐渐形成很高的共识，于是有关机构于1988 年组成若干调研组﹙共10 个专题、30个小组﹚开展《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各部分的初稿陆续完成，遗憾的是由于1989 年政治风波和党内人事变动等重大因素的影响，这个《决定》胎死腹中，没能如愿推出，错失改革良机，后来也似乎没有条件和魄力再推出，系统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美好愿望落空。首期培训班刚开课，社会上就对此提出严厉批评，给这些老总和带队干部造成很大压力。